巴渝文化——船棺葬

　　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種喪葬禮俗，同時，也是我國古代一些傍水而居、長于舟楫的民族特有的葬俗。我國長江以南的廣袤地區(qū)，河道縱橫，便于行舟，舟船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們從事生產(chǎn)與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。人們生前善于用舟，死后以船安葬乃順理成章之事。但先秦時期使用船棺進行土葬的民族并不多見，惟有巴蜀地區(qū)是我國古代實行船棺葬相當集中的地區(qū)(參見四川博物館《四川古代墓葬情理簡況》，載《考古》1959年第8期)，這是一個值得后人研究和探討的問題。以下就古代巴蜀人這一喪葬習俗及其文化內(nèi)涵作一些探討。

　　1987年，四川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青羊小區(qū)住宅樓工地發(fā)現(xiàn)了一處船棺葬墓，出土了一件紋飾十分精美的銅壺，上有栩栩如生的羽人劃船圖案(參見周爾泰《成都出土戰(zhàn)國羽人仙鶴紋飾青銅壺說明》，載《成都文物》1988年第1期)。這個發(fā)現(xiàn)為研究古代蜀人生產(chǎn)和生活習俗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資料。按羽人在西南少數(shù)民族地區(qū)出土的戰(zhàn)國至漢代銅鼓紋飾中常見，如云南廣南一帶出土的銅鼓，其紋飾便有羽人劃船圖案，船上人均赤身裸體，有的頭戴羽冠，船艙顯眼部位有一裸體者坐在裝飾精致的木架上(參見《云南省博物館藏銅鼓圖錄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)。對此，法國學者戈鷺波(V.Goloubw)認為，這類羽人劃船紋表達的是“用船送魂”的儀式，它與東南亞婆羅洲達雅克人(Dayakes)超度死者亡靈到天堂所用的“黃金船”相類似(參見〔法〕V戈鷺波《東京與安南北部的青銅時代》，劉雪紅譯，載《民族考古譯文集》，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編印)。達雅克人“引魂”用的“黃金船”，船頭、船尾也是用犀鳥的頭和尾作為飾物，以便將“亡魂”送到云海中的“天國”(〔法〕鮑克蘭《讀〈東南亞銅鼓考〉》，汪寧生譯，載《民族考古譯叢》第1輯，1979年版，第58頁)。而船上的羽(鳥)人則為這一儀式的參加者。由于古代銅鼓在西南少數(shù)民族中被視為神物，具有溝通人與神的功能，因此，用船“送魂”圖案出現(xiàn)在銅鼓上是不難理解的。由此推論，巴人行船棺葬，其目的也在于送魂。對此，前輩學者石鐘健先生有過如下論述：“〔巴人〕用船作為葬具，目的在于利用船只、水道，把人的靈魂送回故鄉(xiāng)。”(石鐘健《懸棺葬研究》附論一《懸棺葬與船棺葬》，載《民族論叢》1981年第1期)。巴人的故鄉(xiāng)究竟在何處，由于考古和文獻資料不足，目前尚難定論。但是把靈魂送回想像中的故鄉(xiāng)的思想，卻在用船作為葬具的事實中充分反映了出來。羅開玉先生曾指出，蜀地流行船棺葬，與蜀人沿水路送魂的意識有關(guān)(參見羅開玉《中國喪葬與文化》，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。)此說是很有道理的。此外，古代文獻《蜀王本紀》中所言的“汶山天彭門”，其地理位置相當于今四川汶川旋口附近(參見霍魏、黃偉《四川喪葬文化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版，第110頁)，那里兩座山峰聳然對峙，岷江穿流而過，若無舟船，顯然難以渡過滔滔江水返歸故里，與祖先靈魂團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山峰的高大聳天，常被古人視為通往天上的道路，而蜀人船棺葬實為“載魂之舟”(同上，第109頁)，其宗教和葬俗意義在此昭然若揭。

　　船棺葬在古代巴蜀一帶的出現(xiàn)和流行，首先與巴蜀先民生產(chǎn)和生活習俗密切相關(guān)。從人們賴以為生的自然環(huán)境來看，四川盆地江河與溪流密布，巴蜀先民主要利用河道為交通線，這就必須依靠舟楫，故巴蜀是我國古代使用獨木舟的主要地區(qū)之一。文獻記載的古史傳說中，就有關(guān)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、擅長舟楫的記載。如《后漢書·南蠻西南夷傳》引《世本》中的記載說：“巴郡、南郡蠻，本有五姓：巴氏、樊氏、覃氏、相氏、鄭氏。皆出于武落鐘離山……未有君長，俱事鬼神。乃共擲箭于石穴，約能中者，奉以為君。巴氏子務相獨中，眾皆嘆。

　　又令各乘土船，約能浮者，當以為君。余姓悉沉，唯務相獨浮。因共立之，是為廩君。乃乘土船，從夷水至鹽陽。”這段傳說不無神話色彩，但其中“土船能浮”及“廩君”率部眾乘“土船”沿水路遷徙的故事，則表明巴族確實是傍水而居、長于舟楫的民族，舟船在他們的生產(chǎn)與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。由于巴人對舟船懷有特殊的感情，故制造和駕駛舟船本領(lǐng)的高低，遂成為能否擔當君王的主要條件。相形之下，蜀人亦是傍水而居和沿水路遷徙的民族。據(jù)《史記·武帝本紀》、《華陽國志》及《十三州志》記載：蜀人祖先乃軒轅黃帝之后，由西北南下定居于岷江和雅礱江流域，后又進入地勢低洼、沼澤密布的成都平原。蜀人若不長于舟楫，要沿水路遷移或開發(fā)成都平原都是極為困難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