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親

　　父親出生在原四川巴縣冬筍鎮，這是緊鄰長江邊上的一個小鎮，曾經繁華、風光過的水陸碼頭。

　　父親是伴著大革命時代北伐戰爭隆隆的槍炮聲來到世上的，身上似乎注定帶了些頑皮的因子。比如小時候他和我隔房二爸一起偷橘，兩人背著割草背篼，相互掩護，偷摘果農的果子。他們比一般小孩膽大而機敏，在聲東擊西的配合中往往成功。

　　父親的童年有車船，有大河，有一大幫追隨他和二爸的頑童。如果就這樣沒有章法的繼續下去，我父親或許就廢了。

　　我祖父母都是良善之人，是不能聽任兒子走歪道的。祖父一聲吆喝下跪、祖母一把眼淚的責備，父親就再也沒有犯過此類錯誤。今天來看，我祖父母的這個教育實在是簡單粗暴，但效果非常好，比今天的獨生子女教育少花心血得多。以后我父親成了還算好人的好人，祖父母實在是功不可沒。

　　也許是看我父親機靈懂事，孺子可教，祖父全家省吃儉用著把他送到當地最高學府——原巴縣明誠中學讀書。我父親的書讀得并不高，因為家窮，更因為家里還有一個患過小兒麻皮癥而不良于行的三叔，只能通過讀書去吃筆墨飯，所以我父親初中沒畢業就停學了。

　　父親也無怨言，他很能體諒父母的苦心，也愛著自己瘸腿的弟弟。更何況，他大哥我大伯，為了全家，根本就沒有書讀，天天跟著老祖父勞動。父親從此也跟著祖父大哥下地干活了。

　　那個年代，進過一天中學門口也算是受過教育的人，各家族都有幫扶族內讀書人的傳統。所以我父親在族人的幫助下，到南川做起了教書先生。這在當時是一個體面的職業。

　　順便叨叨一下，我們鄒氏始祖是湖廣填四川時從湖北孝感遷來巴縣的。至抗戰末，已發展成當地的大姓了。我祖父那輩，也有書讀得好的，也有在社會上混了一官半職的。比如幫我父親解放前弄得教書這個差事的，就是曾在當時重慶國民黨市黨部供職的一個近親。

　　這個教書生涯讓我父親早早就開始得到鍛煉，而且我推測他肯定是邊教書邊自學上進。因為我小時看見過父親小閣樓上的藏書，其中就有線裝的《古文觀止》類的書籍。他當了一輩子孩兒王而沒有誤人子弟，當與此有關。

　　父親后來輾轉到江津原九龍鄉下教書，娶了我母親。母親娘家條件好，我外祖父是江津油溪小鎮上一個生產酒精和掛面的老板。我母親也是老師，兩人就這樣在當地一教就是幾十年，真正叫夫唱婦隨、相濡以沫。

　　解放初，我父親得了三個女兒，生活條件也好，于是把我祖母從老家接來短住。三十余里的地，是雇滑竿抬來的，這是解放前只有財主鄉紳才有的做派。我父親不管，也不怕別人說什么。因為祖母的小腳走不了那么遠的路，父親是要讓辛勞了一生的祖母體會一下被人伺候著的尊貴滋味。

　　我大姐、二姐出生的時候，像花一樣漂亮。父親也特別寵她們，經常為她們弄肉丸子吃，這弄得鄰居都很羨慕。當時父親顯然低估了以后的困難，我們家，共得三男三女六子妹。父母兩人的工資七十多元，幾十年不漲。全家八口過著城鎮戶口什么都靠買的生活，每月還要拿出兩元來贍養風燭殘年的祖父母，這實在是難為了我那小時候沒有受過窮的母親了。母親精打細算，操碎了心。為此，我父親也放棄了個人的一切愛好，為了生計而去釣魚、去打鳥、甚至向生產隊要點撂荒的地去種菜。

　　那種幾十年看不到變化和希望的生活肯定最難熬，我從小印象中父親是一個嚴肅有余而和藹可親不足的人。其實不然，他年輕的時候相當活潑，愛交朋友愛打球，和同樣年輕著的老師們打平伙享受生活，男女老師都很喜歡他。只是后來我們子妹多了，生活壓力太大，他才開始沉默起來。

　　我父親繼承了祖父的一身正氣和祖母的勤勞善良。記得小時候農村鬧饑荒，學校邊住著的一戶人家，糧食斷了頓，天天吃一種牛皮菜度日。那家有個三歲的女兒，餓得皮包骨。父親召集全家一起，表情非常凝重的通報了這個情況，并決定每天從我們不多的稀飯里勻出一小碗，一直給那家送到新糧出來。我們算是很早就受過愛與奉獻的教育的。

　　管了吃穿后，我父母在子女教育上很少花工夫，倒是教別人的孩子很盡心。我父母撐起的這所小學，教學質量一直很好。附近其他生產大隊的適齡兒童也跑到我父母所在的學校來就讀，因為他們覺得我父母教書好，人也好。后來我在給我父親的祭文里曾寫到“啟我童蒙，澤施一方”，是一點也沒有夸張的。

　　父親的一生，盤點起來好像沒有多少值得炫耀的東西。其實也不然，比如我父親解放前夕，曾被潰退的國民黨士兵當作解放軍探子抓住過，又憑自己的機敏逃脫了。解放初，部隊來老家招鐵道兵，父親居然被招兵的領導許為入伍就當班長，因為首長看中了我父親有文化有見識。當然我父親后來沒有去部隊，他不愿意離開父母而遠游去求個人的發展。父親在九龍鄉的教書生涯中，還做過兩件足堪我們子女引以為豪的事情。他曾攀著井壁下井救起過落水學生，也曾在鄉鄰失火時挺身而出，用一塊長木頭英勇而威武地斷過火道。那個年代媒體不發達，否則單憑這兩點，我想我父親在公眾中一定會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的。

　　父親用他從上輩那里學得的做人操守，形成了他的價值觀念。他最后以一個普通小學老師的身份，走完了他平凡的人生。他所有的一切，成為我們的傳承和家教，使我們六子妹成年后雖不說有多大作為，但起碼個個都成長為品行端方的人。

　　掐指一算，我父親在他的人生暮年給過我一個特別的關心。我是家中的長子，小時候父親外出趕集什么的，總愛帶上我，可能是希望我多一些人情世故的歷練。我七六年高中畢業，父親通過關系把我下到了原江津福壽公社當知青，因為這里稻谷一年分得多一點。臨下鄉前，父親找我作過一個簡短的談話，至今我都記得：“老四，你到生產隊上班，如果抬石頭，上坡要抬前邊，下坡要抬后頭哈。”父親說這個話的時候，他的人生剛剛五十歲。可惜我當初毛頭小青年，呆頭呆腦，雖然能夠聽懂，但是卻不全懂父親這簡短的話語背后更深刻的東西。

　　一九七九年，是我人生永遠的、最痛楚的日子。我那勞苦了一生的父親，因為肺癌離開了我們，永遠休息了。他享年不算高，五十三歲，是人民教師清貧的、奉獻的一生。

　　我父親是在老家土葬的。墓地由他自己生前選好：一個小山崗，可以望到日夜流淌的長江。父親或許是用這種方式，回歸養育過他的一方水土，也是去陪伴先他而走的祖父母。他從此可以永遠諦聽長江水的流淌了。

　　我接觸過文學和美術作品里的“父親”形象，總覺得怎么表現都沒有完盡。“父親”是什么呢?是如山般的威嚴?如海般的博愛?還是一種厚重的責任和擔當?

　　唉，冬筍壩，一個長江如帶繞過的地方，一個我父親和祖輩們長眠著的地方!